打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教材体系

　　3月7日，在全国政协教育界别联组讨论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教材是一个国家意志的体现，加强大学课堂教材的建设管理是各国的普遍做法，中国办的大学是社会主义大学。“对大学教材的管理不是不要开放，而是为了更好地开放。”“我们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培养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以及我们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的自信。”

　　袁贵仁的这番话是有针对性的有感而发。一个多月前，袁贵仁在教育部学习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精神座谈会上指出，《意见》的贯彻落实要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特别是加强教材建设和课堂讲坛管理。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随后，该观点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与强烈反响。

　　抵制西方错误观点的教材

　　随着中西方学术交流的持续深化，我国高校使用西方教材的数量和种类呈现增长趋势，这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多位被访学者表示，种类繁多的西方教材中，一些原版教材打着“学术旗号”，传播着西方价值观念。因此，我们要加强阵地建设与管理，坚决抵制那些传播西方错误观点的教材进入我们的大学和课堂。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主任宋月红看来，这些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主要存在四种倾向：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领域，存在传播西方价值观的政治理论、国家学说，尊崇以私有制和个人自由为基础的西方法律观念和法治理念的现象；历史学领域，存在宣扬唯心主义历史观、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历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而在经济学领域，存在宣扬私有制的优越性、私有化的必然性和自由主义的普世性的现象；哲学领域则表现为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宣扬唯心主义、抽象人性、个人英雄主义和精英哲学等。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那些政治性、意识形态属性强烈和明显的学科尤为突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保卫告诉记者，这些教材通常以参考教材的形式出现，也有一些分散在必修课程和必读教材的某些章节中。宋月红介绍说，这些教材的来源和使用方式，多以原版、原著和翻译版的方式被“搬用”。此外，还有的以西方理论与方法为基础，研究和阐释中国理论与实践。一些学科领域或研究方向，以套用西方研究范式为应然，以引用西方教材为必需，以西方价值为是非标准。

　　“经济学领域问题更加严重。”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程恩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越来越多高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时每周约三四节课，西方经济学课时每周则有十几节课。在研究生的经济学入学考试中，也只考西方经济学知识。“这极易影响学生将来的经济学取向，导致他们疏离政治经济学，进而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西方经济学并没有解决金融经济危机、贫富分化等严重问题，怎么可以成为我国经济改革的主导理论和政策呢？”程恩富忧心忡忡地说。

　　归根结底是培养接班人

　　“高校使用什么样的教材？虽是教育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拥有什么样的接班人的问题，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关系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兴衰成败。”宋月红表示，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大学，势必造成对社会主义价值观培养的侵蚀和消解，并为“西化”、“分化”我国，渗入意识形态和社会层面。

　　“在一些学者眼中，西方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属于学术，而一旦提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则被归为意识形态，就认为是‘上政治课’。这带有明显的西方学术话语权色彩。”程恩富告诉记者，即便在西方国家，高校也只会选择符合西方价值观的教材作为主流教材。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认为，教材只是传播西方价值观的方法手段之一，授课老师以何种立场解读西方教材同样重要。

　　“一些教师在大学讲台上，不加分析和判断地随意传播西方价值观，有的甚至公开发表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也有老师‘乐于’在课堂上向学生们传递一些消极、负面的内容，造成学生价值观念的混淆、理想信念的动摇。”郑保卫说。

　　采访中一些学者表示，“高校教师应对言辞有基本的约束和克制。”“因此，要加强教材建设和课堂讲坛管理，而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是有针对性的。”郑保卫表示。

　　不断壮大主流意识形态

　　我们要正确使用西方教材，做到“洋为中用”。郑保卫表示，“首先不要被西方理论牵着鼻子走。”“我们一向善于吸收借鉴国外优秀学术思想。但不必在教材、论文和学位等问题上迷信西方、事事以西方学术为准。否则，就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主动被殖民化。”程恩富说。

　　宋月红认为，对于西方教材、西方价值观，一方面，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予以借鉴吸收，另一方面，要实施“走出去”战略，与西方教材、西方价值观展开平等对话。

　　袁贵仁在《求是》杂志2015年第3期撰文指出：“进一步加强教材建设，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创新，坚决抵制那些传播西方错误观点的教材进入我们的大学，打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教材体系，为壮大主流意识形态提供坚实支撑。”

　　对此，宋月红提出，要全面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教材体系；深化马克思主义学科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学科教材的网络传播能力和影响力，不断丰富和拓展传播方式、途径与手段。郑保卫表示，高校教材的编写必须恪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底线。

　　自2004年启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下简称“马工程”)，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编写哲学社会科学专业基础教材，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据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等一大批高校重点教材已进入课堂，大量相关理论文章在主要报刊陆续发表。

　　“‘马工程’教材是反映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成果、体现当今中国学术研究和教材编写最高水平的重点教材体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吴向东谈道。

　　但“马工程”教材目前在高校只作为推荐教材，并不规定必须使用。程恩富提出，“应尽快制定具体的制度、措施、考核标准，促进我国教授主编的‘马工程’教材和自编高质量教材在高校落地，推动自主创新教材切实转化为教学行为。以实现打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创新教材体系，为壮大自主学术和主流意识形态提供坚实支撑的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报 记者 唐红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