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琪：我是谁？该怎么活着？
“我是谁？该怎么活着？”这是一个哲学问题。
什么是哲学问题？就是原来以为不是问题的问题，在某种情况下，或某一天，忽然成为了问题。
“成为了问题”，都是就事实本身而言的。事实，在一些眼中从来就不是问题，但在另一些人眼中就是问题。我们必须承认，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存在的事实从来就没有成为过问题，他只承认事实。认为不是问题的事实，在某一天忽然成为了问题，而且当这一问题逼着我们不得不对事实本身重新做出判断时，这种判断，无论就其方式、眼光，还是就其结论而言，都需要我们重新反思——即对自己以前为什么会有那样的看法或想法重新加以审视时，这才成为了一个哲学问题。
所以真正的哲学问题都是事实逼出来的；而且都与“反思”这一词语有关，就是说重新认识自己。
在重新认识自己中，我无法判断“我是谁”，也不知道“该怎样活着”。
判断，按康德的说法，可区分为“规定性判断”与“反思性判断”。
规定性判断就是把特殊(比如个人的情况)放在一个普遍的概念之中(就如说苹果是水果，我是男人，人是动物一样)。
“空巢青年”、“空心病”都是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概念。把几千万不知道“我是谁”和“该怎么活着”的青年人都归于这两个概念之中，这是一种典型的规定性判断。规定性判断虽然貌似给这些青年人的“通病”找到了一种规定，一种判断。就如诊断病情时的结论一样，但其实很空洞，而且这种“规定”本身就是一种限制，一种可用摹状词(比如怎样怎样的人)指定的“类”。“黑五类”、“红二代”都是诸如此类的规定性判断。
“反思性判断”则不同。所谓“反思”，就是从自己的具体情况出发，在反思(对自己的重新认识)中看是否能寻找到某种普遍性因素。
这个并不难找，一个人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情况并非特例，而是一种普遍现象。但这里不是指实际情况的相似，比如无对象、工作不满意但也无可奈何、不知前面的路怎么走，等等；而是指的一种情感的需要，即合目的性的主观情感上的需要。于是在实际情况上相类似的人在情感需要上并不一样。所谓情感需要，指的是一种自我要求，自我满足、自我在要求与满足中看是否能有知音的判断。康德指的是审美与鉴赏上的反思判断，汉娜·阿伦特指的是公共空间的公共活动所具有的共同需求。任何判断本身就具有公共性。当我们自我审视时，其实也离不了公共标准。“我是谁，该怎样活着”，看起来是对自己的发问，实际上所涉及到的依然是别人会怎么看，在社会的公共性存在中，我具有怎样的意义与价值。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感到自己无法融入社会的公共大家庭，没有找到与人交往、沟通，在价值、理想、社会乃至人类未来的共同语言。
判断之所以本身具有政治性(公共性)，就在于它与学问、读书本身并无多大关系，有关系的是勇气(说出自己的判断，大胆对自己过去的想法重新审视)和情感(主观合目的性，尽可能无功利地考虑自己的理想与愿望)。当全社会都深陷急功近利的实用目的性追求时，当我们的孩子从幼儿园起就不得不为一个实际的功利目的而竭尽全力、奋斗拼搏时，他人、交往、表达、倾听，这些在公共生活中最关紧要的品质都受到了压制，于是未来只与个人的才干、机遇有关；当自己的才干未受到重视时，只会怪机遇不好，或者归结为某种外在的条件，如父母的名誉、地位等。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还不像老年人那样有广场舞，有“老年人的七件宝贝”(老伴、老窝、老底、老友、老来健康、老来快乐、耳顺眼顺，少做评论不唠叨)、“老年人的三字歌”(是与非、全看淡，别失落、顺自然，莫比攀，化恩怨)、“六个字”、“十句话”、‘八莫怨’、“九九乘法表”、“退休十杂感”，等等，简直数不胜数。这就是老年人的“公共世界”和“共同语言”。青年人不能这样，也不会这样。我们假设一下，如果一个国家的青年人都这样，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如果人生活在群体中，任何判断、反思，都与公共生活有关，那么什么才是他们的“公共世界”与“共同语言”？争论是天大的好事，也只有通过对公共事件的争论，才真正体现出那种“非功利”的“情感需要”。
公共生活的不健全、不发达，公共事件无法成为青年人的公共生活中的共同语言，这一切又表现为公共舆论的单调、乏味，于是各自只能在自己的手机上寻求情感的寄托，这是青年人之所以会有“空巢”、“空心”之感的根本原因。
“我是谁？”，是因为缺乏人格特征。人格是在人与人的身体结构、能力大体相仿的基础上，能够把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区分开来的主要标志。它的主要形态就是意识活动的意向性，就是自由意志的自我决定，就是那种在逻辑上趋向于自我同一的某种持久性的价值认同，所以人格是在主观经验中获取客观标准的。如果一个人完全缺乏主观活动的大量经验，当然也就无法在客观实在上把自己辨别出来。
“该怎样活着？”，其实是一个如何面对死亡的问题。老年人临近死亡，反而不考虑这一问题；年轻人如何面对死亡的问题，说白了其实是如何面对当自己老了怎么办的问题。怎么办？也就是自己这一生，说来很长，其实也就青年、中年这几十年，到底能做什么、又做了什么？人如果只活自己这一辈子，真的无所谓。问题就在于人并不只活自己这一辈子。你不得不替广义的他人和后人着想，因为他人和后人其实就生活在你真实的对未来的想像中。
所以，“我是谁，该怎养活着”的问题，就是一个我身体的存在与人格的尊严怎么在公共生活中得到承认的问题，而这种承认，又只能通过公共的交往与论争、包容、理解等与他人有关的概念才能得到理解。